今年是父亲逝世20周年，北京画院举办陆俨少艺术专题系列研究、出版以及展览活动，约请我写点关于父亲的一些往事。回忆父亲的人生道路，除了1958年受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政治牵连，我去青海三年之外，可以说我一直陪伴着父亲走完了他坎坷、但辉煌的人生之旅。

父亲的一生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家乡。在解放前夕，有几位朋友劝他去国外，甚至为他买好了飞机票，他都坚决地回绝了。他是祖国大地的儿子，他要扎根在祖国家乡的土地上。在以往的几十年里，他经受了极不公平的待遇，他曾被错划为“右派”打入冷宫长达二十余年；他曾在“十年浩劫”中遭受难以忍受的磨难，但他始终毫无怨言，以炎黄子孙的一颗赤诚灼热之心，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潜心研究山水画艺术，他用拾来的破笔蘸了清水在桌面上画云画水，还在逆境中画出了三百多幅山水画课徒稿，希望能给后学者有所启迪。他就是这样为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事业默默奉献的，我有时不免有些牢骚，他总对我说：“不要耿耿于怀，要看得远一些，一个人要有雄心大略，受点磨难，算不了什么。”后来他还特意用王安石的诗意为我画了一幅画，题跋“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体现了父亲博大的胸怀，同时又流露出他在逆境中，对祖国对民族的无限眷恋。

 

 “四人帮”的彻底粉碎，国家政策的开放，使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他的苦日子也总算熬到了头，如同春风雨露滋润着他的心，许多朋友和学生都来看他，有的安慰他，父亲说比起老一辈的革命家来，吃这点苦算不了什么，归根结底，能从“文化大革命”活过来，这就是胜利了。父亲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久，外交部、国务院、人民大会堂都请他去北京作画，当时如此高的政治待遇，对父亲的一生来说，是破天荒的，老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从此以后，我国的许多驻外使馆、国际机场、中南海及涉外宾馆都悬挂有父亲的大幅画作。在1980年，父亲作为中国书法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了日本，继而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引起了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的轰动，他的“陆派”艺术被国内和国际逐渐认识，从国内迅速崛起，走向了世界。他珍惜这种机会，用以报答养育他的祖国，为祖国、为民族争光。父亲虽然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但综观他的一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父亲简朴的生活和艺术上的博大精深，使他走向了两个极端，生活上粗茶淡饭、终身布衣，而在艺术上却不断地探索，可以说父亲的画，如果放在宋元，也为高手，直至晚年，他还一心想着变法。说来难以置信，长期以来我们一家七口蜗居在上海二十多平方米的阴暗的屋子里：父亲的画桌，既是写字台，又是饭桌，也是我们读书做功课的桌子，这样的环境我们整整住了三十年，就在这张桌子上父亲创作了成千上万的作品。在父亲看来，只要能画画，其他事都不在乎。可见他对艺术执着追求的超凡精神和常人无法达到或理解的品格。

平时父亲不善言谈，从不浪费一点一滴时间，他对我说：“我看书就是最好的休息，不要空坐、闲聊，这是最浪费时间的。”每次外出作画，我随身总带着十几本他喜欢看的比如杜甫、李长吉、杜牧、白居易、柳宗元、韩愈以及桐城派诸家的诗文集。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杜诗，杜甫流离颠沛、坎坷磨难的一生和他很相似，“江涛万古峡，肺气久衰翁”。父亲患有气喘病、肺气肿，杜甫也患此病。父亲一生对杜诗及巴山蜀水无限眷恋，他曾于1959年至1962年画《杜甫诗意画》百开册页，1989年又将在“文革”动乱中散失的三分之一补画，终于在他八十高龄寿日补成，如今这套《杜甫诗意画》成为鉴赏陆俨少画作最具代表性、最完整的珍贵资料。

1992年父亲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了，在晚年，他要把自己一生积累下来的精品捐献给国家。为此他常和我商量这件事，并嘱咐我说如果时机成熟的话，可以着手办理了。当时深圳和杭州都希望建造父亲的艺术院，但最后父亲还是决定把艺术院建立在自己的家乡嘉定，后来他在病中还念念不忘地对我说：“你在我身边的时间最长，对我的艺术和一生最了解，现在你又回到了上海，夫人朱燕因女士在一起身体也好，我年纪大了，力不从心，艺术院的事就交给你了。”随即父亲还写出一份委托书交给我，嘱咐我一定要把艺术院办成功。我牢记父亲的遗愿，经过几年的筹建，在嘉定区委、区政府领导的直接关怀下，“陆俨少艺术院”终于成立了，这是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愿，艺术院也为弘扬他的艺术做了不少很有成效的工作。

 

父亲虽然去世了，他的艺术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传播，近年来各地的书画界以及学术界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回顾他的艺术以及人生道路，缅怀纪念的同时又在艺术上研究传承，为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实现伟大复兴而求索不止、薪火相传，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应为此而感到欣慰。